采访组：徐主任、任书记，你们好！听说你们是中国人民大学1984年7月赴正定暑期社会实践团成员，请为我们谈谈当时的具体情况。
徐南雄：时光倒流，回到1984年7月21日。校团委副书记苏长青、校报记者萧燕带领我和任锦芳、刘娅、刘锐、余方、李启章、朱海鸥、李荣8名在校生，从学校出发，开始了为期20天的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这次活动可以说是一次“寻根之旅”，即沿着陕北公学、华北联大、华北大学的办学之路，去寻找当时人民大学前身的历史遗迹。
我们先去了河北阜平县、灵寿县、平山县，这三个县是革命根据地，也是华北联大、华北大学曾经的办学地。由于需要访问的点较多，我们在灵寿县分成两个组分头活动，并约定7月29日下午3时许在正定县政府招待所会合。当天下午3时45分，时任正定县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到招待所看望大家并与我们进行了座谈。
任锦芳：我们是以“寻根”的名义开展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的。我们中国人民大学一直又被称为“战火中的大学”，从陕北公学、华北联大、华北大学到中国人民大学，从延安、山西、河北再到北京，是一路紧跟着毛主席从延安出来的。这次活动的目的是通过实地的一路走、一路看、一路听，探寻一些当时人民大学的历史印迹，拍摄一些影视资料，访问一些老同志并听他们讲述当年办学的情况。
当年毛主席从延安出来后，在西柏坡指挥了三大战役，西柏坡就在正定边上，从1948年8月到1949年年底的华北大学，也就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旧址就设在正定县城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五六医院。当时的歌剧《白毛女》，就是当时人民大学的文工团在正定小学操场上表演的。据说演到动情之处，一个战士气愤得拿起步枪向着舞台上的黄世仁开了一枪。这个故事就发生在正定县。因此，正定县是我们这次社会实践活动非常重要的一站。
采访组：1984年7月29日下午，时任正定县委书记习近平到招待所与实践团成员见面座谈，能否给我们谈谈当时见面的情景？
徐南雄：当时见面的情景，历历在目。那天我们与习书记约的4点见面，大概3点半多一点，我们就到县委招待所大门进来以后的空地上等习书记，招待所的院子里面有个水池，水池里有一座假山，我们就站在那儿边等边聊天。我笔记上有记录：习书记大概3点45分就来了。他个子比较高，穿着绿色的军裤，是一个人骑自行车来的，也没有别人陪着，把自行车放一边就进来了。我们队里的萧燕老师，也是陕西知青，他是著名作家萧军的儿子，是当时校刊的摄影记者，他与习书记聊了十来分钟当知青的体会，然后我们就进到房间里面座谈了大概两个小时，交流气氛轻松热烈。习书记讲话坦诚直率、生动形象，且富有哲理、思想深刻，对我的启发很大，感触良多。当天晚上，我用日记的形式写下了习书记讲话的要点。这次社会实践的笔记本一直被我精心保存，成为一段历史的见证。
任锦芳：习近平同志从北京到正定县任县委书记，一个人住在县政府招待所。我印象中我们是住在同一个楼层，他好像住在招待所最西端，我们住在中间的几个房间。当时并非只有一次座谈，我们在正定县开展了三天的实践活动，习近平同志来我们宿舍聊过两三次，有一张照片拍摄的就是最重要的一次座谈，所以我印象比较深刻，也记得比较详细。这张照片，就是习书记在我们寝室里，他在窗边坐着，拿着一把扇子，我在最边上做笔记。
回想起来，我对习书记的第一个印象就是他是个帅哥。他当时三十刚出头，穿着军装，很年轻帅气。第二个印象是他很随和，非常平易近人。能够见到县委书记，我们学生是想都不敢想的，但是那个时候他跟我们坐在一起，而且还不止一次来看望我们，我们都觉得他非常平易近人。第三个印象是他很健谈，他跟我们说的观点都是很有见地、很有思想而且都是正能量的，我对他一直念念不忘。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与你们座谈的时候都聊了哪些话题？
任锦芳：我们聊了很多话题。习书记是从清华大学毕业并工作不久之后来到正定的，我们实践团的成员也都是大二、大三和大四的学生——我当时大二，大家都是从北京来的而且基本属于同一个年龄段的人，他觉得我们就像他的娘家人。所以他跟我们聊天的话题自然而然就多了。
聊得最多的，是围绕如何做好基层工作这一话题。习书记说，大学生开展社会实践调查的这种方式很好，他认为我们这一代年轻人要多到基层了解。习书记还以自己的亲身体会，给我们讲了很多他自己到正定的工作心得。
徐南雄：习书记告诉我们，他于1969年年初插队到陕西省延川县，当时才15岁，由于勤劳肯干，1973年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不久便当了大队支书。1975年被推荐上了清华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国防工办，后又调至国务院、军委办公厅工作。1982年主动要求下基层，被下派到河北正定县，先任县委副书记，后又任书记。
那次学校给每个实践团成员发了一个笔记本，这个笔记本不方便记录，所以我有一部分记在这上面，另外一部分则记在其他的纸上，事后又誊抄上去。从我笔记本上的记录来看，我们当时还聊到如何结合本地实际落实好中央一号文件政策，聊到为什么要鼓励农民进入流通领域搞商品交换等。
聊得最多的，还是围绕如何做好基层工作这一话题。习书记以自己的亲身体会，给我们讲述了做好基层工作的重要意义和如何搞好基层工作的心得体会，鼓励大学生深入基层，到生产第一线锻炼、提高自我。
任锦芳：我们当时有几个学生也面临毕业走上社会，所以就自然而然地向习书记请教“如何尽快甩掉书生气，尽快适应社会，缩短大学生在基层单位的适应时间”。习书记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们，要实现由大学生到基层行政干部的转变，一定要具备三个方面的素质，即要有忍耐力、直觉力和行政力。作为基层的行政干部，一定要有牺牲精神、奉献精神和创造精神。这些话语讲得非常诚恳，深深影响到了我之后的人生。习书记当时的这次谈话，可以说是我人生的一个新起点。
采访组：刚才谈到习近平同志鼓励大家到基层工作，并与大家聊了很多基层工作的体会，能否具体展开谈谈？
徐南雄：好的，这些我在当时的笔记本上都有记录。
在谈到为什么要到基层工作时，习书记讲，他对农村工作有感情，大机关虽然工作条件好，但要真正做点儿实事，要充实自己的生活，实现自己的价值，还是要到第一线，从基层干起。
习书记告诉我们，干好基层工作要做到四点。一是要有兴趣、有热情，这是基础。他说他到了正定以后，虽然忙，矛盾层出不穷，但感觉很充实，很乐意与各种矛盾斗争，也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这种繁忙已经成为生活的乐趣。二是要有韧性、有耐力，要作好长期艰苦奋斗的准备。三是要有一点儿组织能力，这种能力主要靠后天锻炼出来。四是要有一股豁出去的干劲，不但每天要花大量时间工作，而且要敢于负责，大胆创新，不要怕丢官。
在谈到怎样打开工作局面时，习书记说，首先对一般性的问题不要随意表态，而是要多听多看，宁愿让人家暂时认为你是“笨蛋”。即使办一件小事，也要看准，办一件成一件。几个月后，心里有数了，工作就好办了，人们的评价自然就会改变。同时，他还认为县委干部不要瞎指挥，要多看、多学、多想，这样才会长见识，不断提高自己，不至于僵化、主意枯竭。
习书记说，基层干部工作很辛苦，工作难做，但他们要求很少，有时只要上级对他们给予肯定和表扬就很满足了。因此，让他对基层干部有一种肃然起敬的感情。当时基层干部要做工作是挺困难的：干部工资很低，跟农民打交道，还要经常在外面跑；跟农民交往，有时得自己掏钱给老乡买烟抽。对于基层干部不能只让他们做工作，也要关心他们，爱护他们，鼓励他们。
采访组：刚才你们谈到当时有同学向习近平同志请教“如何尽快甩掉书生气，尽快适应社会，缩短大学生在基层单位的适应时间”，请您再详细回忆一下当时谈话的情景。
任锦芳：是的，当时我们问他，我们最多一年或两年也都快毕业了，即将走上社会，怎么做才能从学生转变为称职的基层机关干部，怎样才能缩短转变的过渡期？围绕这个核心问题，习书记主要讲了三点。
第一，要有忍耐力。习书记说在行政机关，一个人可能一辈子在一个岗位上，就做一项工作，工作内容翻来覆去，很枯燥，所以一定要有忍耐力。他说他很佩服身边这些县里的干部，虽然他们的文化程度不高，在工作之余甚至还要兼顾家里的承包地，一年四季都很忙，也没有作出惊天动地的成就，但是只要能够得到领导和群众的认可，他们就能忍受所有的苦，觉得自己的工作值了。当时他身边的县委县政府工作人员，据说被称为“三五牌”干部：50年代参加工作、50岁左右的年龄、50元左右的工资。习书记说，他身边的这批干部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在一个岗位上不退缩，把自己的工作做好，这种实在、踏实的品质，就是基本的忍耐力。
第二，要有直觉力。习书记说做行政工作非常难，特别是你当了领导，开会的时候大家发言完了你要马上能够加以归纳总结，这不像在研究室里对理论可以探讨探讨或者建立一个什么模型，等等，这是要求必须当场、当众作出决策。面对这种情况，就需要依靠一个人的直觉力。他还说，这种直觉力虽然有“与生俱来”的因素，但主要还是靠“后天养成”。后天学习对行政直觉力的养成至关重要。我笔记本上记录着习书记这样的话：行政干部首先要有广阔的知识面，文理都得懂，不仅要懂历史的、文学的，还要会说、会写，也就是老百姓说的“万金油”。
第三，要有行政力。我们去正定的时候正好赶上我们国家实行市场化改革的关键时期，当时实行双轨制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4年，国家放开粮食交易——之前是计划经济，实行统派统购——粮食可以在市场进行交易。但是当时对交易仍有一定限制，有一部分仍然是国家控制的，剩下的部分才交给市场。在这个时候，思想认识、利益冲突比较多。习书记说：“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场革命，是革命，就会有牺牲。做行政干部要有一种豁出去的精神。干工作都要担一定风险，尤其是想创一番事业的有志气的人，要取得成绩，不可能太太平平、轻而易举、唾手可得。要有敢于牺牲、不畏艰险、不怕犯错误的冒险精神，该豁出去的时候不能犹豫。”
采访组：在正定社会实践期间，你们从群众中听到了哪些关于习近平同志的故事？
任锦芳：我们到正定之后听说了很多关于习书记的故事，现在印象依然深刻的有四个：
一是习书记非常重视调研。刚来的时候，据说班子里的成员连着三个月没有怎么见到他，其实在这三个月里，他跑遍了正定的各乡各村，进村入户进行调研。在调研过程中，他真正了解到县里的很多问题。在这三个月里，他默默地调研，不表态，调研回来之后召开县委会，在会上他提出了一系列设想和计划，县委通过之后形成决策再去实施。
二是习书记在正定很低调。据说他当时从北京到正定工作既没有带秘书去，也没带司机什么的，在正定工作时也保持这个特点，出门轻车简从，带个秘书或者当地向导就出发了。他说不需要带那么多人去，他是去工作的，带着那么多人去不像样子。
三是习书记非常重视人才。听说当时县里有一个化工厂，有好几个引进来的人才都享有特殊的优惠政策，有的自己干得好舍不得走了，还把老婆也安置过来。有的当年就作出了成果，然后得到了奖励。
四是习书记非常重视农业农村工作，尤其是农业结构调整问题。当时正定县农业一直是走在全国的前列，是全国粮食生产第一个“跨长江”“过黄河”的县，但是经济结构很单一。他调查之后顶着压力提出加快农业结构转变，鼓励多种经营，当时有很多人是不同意的。
我们整个社会实践的团队里，只有我一个是农业经济系的学生，所以我对他在农业方面的改革印象比较深刻。他在正定大胆地创新和改革，鼓励多种经营，发展花卉苗木种植。当时没有“一二三产业联动”“城乡融合”这类的说法，而是叫“农工商综合经营”“农工商、贸工农一体化”，但是综合经营改革所遇到的阻力也是很大的。正定是一个老区，老百姓的思想比较传统，觉得种植粮食是天经地义，种花养草是“资本主义尾巴”，很多人都无法理解。当时习书记通过调查研究，发现正定有很好的自然条件，农业基础设施和条件都不错，但是农民收入不高。所以习书记大胆决策，成立了多种经营管理办公室，并出台政策鼓励花卉苗木经营、农工商经营。在这个方面，当时正定的改革力度非常大。
习书记与我们座谈后，我跟他表示我想去实地调查，习书记当时说：“就你一个是农业经济系的学生，你去调查也挺好。”他还指着我说：“下一次你们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的同学如果要去实习、调研，要到农村去，就到正定来找我，我给你们安排。”他讲得非常亲切。一个学生能让县委书记亲自给你安排，当时对于我来说真是不知道激动到什么程度了。
习书记指示农工部的人给我安排好，还专门派了马秀峰干事陪同，并借给我一辆自行车。我记得调研后我写了两篇调查报告，但现在只找到了《花香》这一篇。《花香》是我调查了正定郊区一个叫甘国田的种花专业户后写成的。他曾获得过县里的“率先致富”奖，从一个侧面证明习书记所提出的农业结构调整是非常正确的。
徐南雄：关于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习书记认为，一些传统的东西和我们的发展方向是不符合、不一致的，就要积极改革。比如，传统观念重农轻商，已不适应时代发展。当时农民搞商品交易，贩卖菜、粮食，这在当时是不允许的，但是他认为农民进入流通领域去搞商品交换、做点儿生意是好事。有些人认为在外面做生意的农民不是正经的人、不种田的人不是好人，习书记认为这种观念是错误的。所以他通过调研，就大力提倡农民要敢于经商、进入流通领域。
任锦芳：我个人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的形成，在正定的试验和实践是很重要的。他的“三农”思想最早可能是在梁家河萌芽的，但是他最早的实践和试验是在正定。在梁家河，他有了当农民的体会，对农民的感情很深；而到了正定，他有了舞台，可以在这片试验田上试验了，在这个地方，他的“三农”工作重要论述和“三农”理论初步形成了。所以他到浙江担任省委书记后，提出了很多非常好的政策，比如“八八战略”——就是“八大优势、八项举措”，从他开始到现在，浙江省委省政府一任接着一任干，到今天还很管用，就是因为很多事情是他在正定已经实践了，在福建、浙江又继续深化了的宝贵经验和深度思考。从一个县——河北正定，到一个市——福建厦门、宁德、福州，再到一个省——福建、浙江，一步步地探索总结，他的这种思想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来自基层的社会实践。
特别有创意的是，习书记当时在正定还搞了一个农村研究所。这个研究所设在一个村子里，为农村发展的很多具体问题开辟了“试验田”，全方位地寻找中国农村未来的发展道路。可以说，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的形成，同这个研究所的研究与实践是分不开的。
